长版 – Long version – 4 Feb 2021
陈华彪
新加坡反对和批评行动党的群众正处绝望之地。 而行动党却立于不败之巅。我们的集体盲点阻止了我们和人民去认识行动党的真面目。官僚资产阶级核心内的一小撮精英操控着行动党，利用党这一工具来为他们独家的利益服务。 他们就是官僚资产寡头阶层。
人民必须从我们的政体中消灭掉这一癌症以重新掌握并建立一个如国家誓言中的民主，平等和公正的新加坡。
人民只有通过赢得大多数议席来控制国会，才能从官僚资产阶级寡头阶层的寄生虫手中夺得权力。 这场斗争是有胜算的，因为无可辩驳的，行动党已经背叛了国家的誓言。
这场斗争就像1960年代由讲华语民众主导下的新加坡人民从英国统治下赢得独立一样，并不是没有胜算的。
但是，在我们迈开明天历史之旅前，让我们重新学习历史，重温昨日的精神。
于2021年1月20日发行的《勇立时代潮头的左翼队伍—纪念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成立60周年》（以下简称《社阵成立60周年纪念》）收集了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新加坡左翼社阵，组织和领导人的政治声明和讲话。
从表面来讲，很少五十五岁以下的新加坡人会为了查看书本的内容而停下脚步，更谈不上去购买它。由于书中95%是华文，即便是把内容翻译成英文，也很少有新加坡人会对历史有兴趣。
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兼李光耀1965年至1981年的内阁成员，已故杜进才博士承认了社阵在新加坡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有关社阵的资讯却如凤毛麟角。
从新加坡战后广泛的反殖独立运动的背景来看，才能对社阵的角色有所认识。40年代至70年代是新加坡历史上最活跃，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在英国殖民主子的注目之下，左翼或右翼的意识形态；共产或反共产；工人和雇主；反殖者和英走狗展开了较量。
讲华语的群众
1961年，社阵是由传奇性人物林清祥领导下的左翼主流政治运动的旌旗。李光耀是1959年大选后的立法议会的总理。
二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崛起，英国被边缘化了，面临着去除殖民化的压力。英国必须制定撤退策略以保障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大部分剩余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在马来半岛，马来亚共产党对英国的经济利益造成了莫大的威胁，英镑是依靠来自锡和橡胶的收入支撑着。在新加坡，左翼有足够势力在选举中组织联合政府，这是对英国和西方的商业战略，金融和政治利益构成了政治上的威胁。对于未经审讯而被英国拘留或驱逐出境的人几乎都是左翼领导人和活跃者，就不感到奇怪了。
几万名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受华文教育的活跃者是整个运动的骨干。除了1956年刚建立的南大外，大多数华人活跃者只接受过中学教育。从这本书中的文章可以显而易见到，从智商而言，受华文教育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受英文教育者的水平并不相上下。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紧密串连使他们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不幸的是，法律框架内的斗争规则是以英文制定的，用以确保在独立斗争的每个阶段中，贬低和边缘化那些不精通英文者，而不得不依赖像李光耀或大卫马绍尔这样的人作为桥梁。
文化上一面倒正是大英帝国的标志。即使失败了，英文也成了不可欠缺的利器，为殖民者提供操纵结果获取利益的喘息空间。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数受华文教育者别无选择，必须依赖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即使他们之中有一小撮并不平等来看待受华文教育者。英国当局也认识到这种依赖性。1951年和1952年间，对左翼受英文教育者毫不犹豫及有效的采取了未经审判的拘留，以便削弱反殖运动。战后时期，马来亚的马来激进分子也遭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成为英国的目标，被放逐， 抵消中和或被逼转入地下。
如果宪制谈判过程中，民间用语和英语享有同等地位，也许历史会大不相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将赋予那些为独立而奋斗但实质上却无话语权者应有的力量。要在语言上获得认可，心理上必须先进行一场社会革命。这种由殖民者制造出来的语言优越感深刻的在殖民者的中传染开来，甚至当李光耀告诉大卫马绍尔说，精通华文的领导人林清祥可能成为新加坡总理时，被马绍尔鄙视成笑话。
李光耀的同夥
正是殖民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压迫使到李光耀的迅速崛起成了可能性。到1954年，只有三年律师执业经验的李光耀竟成了替遭到英国迫害者诉讼案件最热门的律师。李光耀也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一天赐政治资本。他两面双刀的公开谴责英国人拘留其客户的举动，但暗地里却鼓动当局进一步进行逮捕，令当时英国的驻地专员烦恼十分，对于像李光耀这种人的行为令在伦敦的幕后操刀手十分放心。 1954年李光耀创办人民行动党时，左翼组织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同意并给他支持。
1959年的立法议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就一点都不奇怪，51个席位中行动党获得了43个席位，赢取了54％的选票。不久之后，左翼逐渐尝到了李光耀的真面目。
卢妙萍女士是左翼中学生活动者，她在1959年大选时未经审讯下被拘留了三年，她在2011年出版的《情系513》中回忆说：“在1959年大选中，左翼动员起来毫无保留的支持行动党，后者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承诺一旦获得政治权力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他也誓言不会利用林有福的手套来弄脏他的双手。 1959年5月30日的大选，行动党压倒性胜利后，却没有实现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诺言”。她继续被关多四个月才获释。一些被拘留者在严格条件下获释，并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
《社阵成立60周年纪念》汇集了左翼与李光耀不同见解的文章。它成为了1960年代宝贵的时间囊，保存当时参与者原汁原味的情感。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合并的条款上，政党民主，自治，新闻、言论、集会自由上，反殖民斗争的步伐上和工会组织的各方面都存在着分歧。左翼与李光耀之间的异议却都是些基本原则上的分歧，不禁令人要问道：为什么还要结合呢？
婚姻的告终
实际上，这种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是李光耀骗局下的婚姻。他带着左翼人士走上了欧思礼路花园小径，让左翼相信为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景，结合只是一道方便之门。
李光耀一旦掌握了英国人仍然抓紧的国家机器后，就头也不回的一路走下去。 1961年7月20日，他开除了行动党内13名左翼议员和5名政治秘书，这段婚姻也宣告正式破裂了。李光耀针对左翼发动的政变促成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据研究人员所做的估计，行动党中有60％到80％的党员跳槽社阵，除了两个行动党支部外，其他的都成为了社阵支部。
万人之众的社阵就职典礼令人印象深刻。尽管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下的大规模逮捕夺走了社阵的领导核心，左翼力量仍然声势浩大，左翼运动仍然能够在1963年大选中派出47名候选人，赢得了33.2％的选票。获得了51个席位中的13个。李光耀的行动党获得了37个席位，赢得47％的选票。这也证明了被挫折了的左翼仍然坚韧。行动党在1963年的选举中所采用的恶毒谬论和谎言是可以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欺诈手段互为比丑的。
人民坚韧的力量为何在十年内就瓦解了呢？1972年大选中社阵派出10名候选人参选，为什么社阵的得票率却暴跌至4.7％呢？ 1988年社阵终于关下大门。
曾经是令人充满希望的左翼运动被击败了，社阵也被遗忘了。为什么呢？
社阵的剖绎
在1963年冷藏行动中左翼被斩首之后，社阵的分析揭露了社阵在政策上的失误和意识形态往极端主义的漂移。政策上的失误包括了“粉碎马来西亚”只陷于空谈，以及将新加坡的独立描述为假独立。这些政策并没有被把分家当成是既成事实的人民所认可。同时，新加坡已经不再是殖民地，社阵领导人李绍祖医生呼吁抵制国民服役是等于政治自杀。尽管1954年的中学生抵制服役运动有其存在的理由并吸引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因为青年要保护的是可恶殖民主的安危，但在新加坡获得独立之后就说不过去了。政策失误的时期也恰巧的遇上了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文革影响力深入巴黎的街道、伦敦和加利福尼亚的校园，新加坡活跃的左翼青年也受了传染。当社阵从与民生问题全无关系的极端主义病毒中苏醒过后，在1972年大选中提出了进步的社会民主宣言，可惜的是，这已经太迟也太少了。
当社阵如李光耀的形容下“自行毁灭”时，李光耀巧妙地坐收左翼的肥沃之地。李光耀掌权后，很快的将那些吸引选民，尤其是受尽剥夺的受华文教育者，的社阵政策据为己有。他窃取了社阵的政策，让行动党博得讲华语群众的青睐。
李光耀偷走社阵的衣裳
李光耀说：“我们看不出为什么只让马共垄断这类用来鼓动人们并让人们参与设定更高大的公民意识和维护公共财产标准的技巧和组织推动力。” (《新加坡的故事》第322页)。
左翼职工会保障工人福利方面很强势。李光耀就以工业仲裁庭作对策，并为解决劳资纠纷提供了框架。
李光耀说：“我们与共产党一样，认为中国和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地区，落后原因之一就是妇女没有获得解放。”行动党也接受了社阵的保障男女平等的计划。
讲华语的人口视左翼为反黄色文化的拥护者，黄色文化是一种颓废的生活方式。 李光耀回忆道：“这种对黄色文化的厌恶是来自中国籍老师……再加上左翼华文报章记者报导了廉洁、诚实和有活力的中国革命…（笔者注：王）邦文(笔者注：一名部长) 抢先在共产党人禁欲的热情之前，即刻行动起来。他下令清除华人私会党流氓和色情品为非法”。
在教育方面，李光耀注意到：“我们最重要的计划是在一年之内让每个孩子上学……我们采用了对手共产党已验证过的方法。正如群众运动一样，我们看不出只让马共来垄断这一技巧的任何一个理由。” (《新加坡故事》第327页)。
住房和公共卫生也是一样。难怪选民把票转投了行动党。他们并没有摒弃左翼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政策。这是行动党对社阵价值观的反向收购。
国家资产阶级的战略失败
也许可以用这些理由来解释社阵的最终灭亡，但我们仍然需要在其他方面去寻找为何曾经是新加坡人民标志的积极参加政治这种精神消失的答案。
讲华语群众一度是声量最大，从1960年代以来却销声匿迹了。我的调查必须从这里开始。
李光耀在1963年的选举中虽然击败了社阵，但他并没有赢得讲华语人口的心。独立后的新加坡，讲华语的民众希望母语得到承认、无论采用任何语言来授课，毕业生都要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承认南大和华人中小型工业的发展。
基于意识形态原因，李光耀知道林清祥虽然被囚禁着，还有讲华语人口坚决支持的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他是不会对这类要求作出让步。
李光耀在《新加坡故事》一书中承认，他曾把南洋大学创始人百万富翁陈六使记在他的黑本子里。 1959年，当政府委任的报告书中建议不承认南大时，陈六使在接下来的年度增加了入学新生以示抗议。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为日后对付陈六使这件事记在我的黑本子里”。他的理由是 “除非我们准备付出昂贵政治代价，那时不是出手的时机”。南大学生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左翼运动能游刃有余的利用大学作为温床”。 (《新加坡故事》第332页)
1963年9月23日，李光耀撤销了陈六使的公民权。大选后仅仅两天，对付华社标志性人物的行动就不仅仅是出自他个人的怨气。
这行动是他一系列从讲华语群众中消除异己计划的前奏。到了1980年，政府公报宣布南大不复存在。甚至曾经由陈六使领导的中华总商会也不得不改名为中华工商总会，和行动党的计划同步。经过数十年对受华文教育者从不间断的歧视，我们只能在他们的沉默中听到他们的声音。
陈六使公民身份被撤销是李光耀从来就没想让新加坡享有民主的最好证据。如果真的有民主的话，他应该和其他政客一样，在选举竞争中去面对陈六使的挑战。
陈六使的案件也提醒了我们，即使社阵走上了一条中间而没有失误和激进的路线，这个政党仍然会被镇压进而消灭。
如果李光耀是忠于宪政，那么就该有一个像英国一样两党制的健康系统。《社阵成立60周年纪念》提供了成熟政治家提倡理性化政治的充分的证据，拿今天的国会来比，那时候对政治的探讨是更为多姿多彩的。我并不是说社阵的政策一定更好。关键是要意识到我们曾经拥有过丰富的政治文化，我们需要恢复这一遗产。
将社阵成员关起来并扔掉门的锁匙，其中有被囚禁达三十年之久，这是无端之举并且恶毒的。这样已经够糟糕了，但是实质的问题不只是显而易见的坏心肠而已。
寡头阶层及其司令部
对李光耀而言，民主是可恶的，他对厌恶民主的辩解是，民主将为共产主义的颠覆大开方便之门，进而推翻政府。厌恶民主是这个精英大男人不假思索的本能，民主也是他追求绝对权力的阻碍。
李光耀对命运的极端方向感和对优生学的信念使他走上了寡头统治的道路。 他认为他的杰出知识令他拥有主宰和在政治上统治新加坡。他的命运就是新加坡的命运。对他的威胁就是威胁国家的安全。
寡头统治与李光耀的意识形态框框绝对吻合。它是一种古老的治理形式，由一小撮以出生、财富、教育、结社、宗教、政治或军事上的控制而自命合法的贵族的一种统治。 它实施于公元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顶峰时期的佛罗伦斯。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李显龙使用了“天然贵族”这一词汇，这表明了在意识形态上他对精英古老封建自利做法的熟落和认可。他说：“没有了天然贵族制，社会就会遭到损失。” 与古代一样，新加坡的寡头阶层培养贵族阶级以在政治、军事、经济、司法、行政、意识形态、媒体、文化和社会上进行控制。
为了说明人数稀少的寡头阶层统治如何披着民主国家外衣的幌子下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我将从 Michael Barr的杰出研究，2014年出版的《统治新加坡的精英》一书中去寻找证据。
Michael Barr在研究中强调了李光耀1996年演讲的重要性，当时他提醒学校校长们，政府是靠“有能力，奉献精神和驱动力的150个人”来运作，“因此，必须确保有系统的将它迅速扩大”。 Barr写道，那场演讲是“自独立以来一直统治新加坡并形成其唯一完全不受到拘束的权力网络内精英的培养蓝图”。
李光耀将自己定位为“家臣人际网”的中心，李显龙现在取而代之。根据Barr的说法，除了直系亲属以外，还包括老友和密友。在家臣人际网之外是“精英人际网，它是个人徇私，学术出众的精英，以及甘心加入精英队伍和拥有社交能力的综合产物。”
“圈子内层主要是由政治和行政首脑（内阁部长，常务秘书，SAF军官，首席执行官和董事经理）筛选自某些重要部门包括了政府主要部门，以及一些官营的企业例如：新电讯、新航、海皇船务、淡马锡控股，以及政府投资公司…”。在这圈子下方是“权力和影响力的中间圈子，跨越了各政府机关和与政府有关的机构，例如政府各部门，重要的法定机构和 GLC”。 “最外层的人际网” 对于政治控制很重要，但“对精英机构的权力基础并不那么重要”，它包括各种族社团、职工会、大学和私人企业。
这样的网络超出了民主国家对从政者的合法范围的控制。李光耀必须突破所有障碍才能实现这样水平的控制。要了解他最终是如何成功的，“跟随着钱财线索走”。
在远古时代，15世纪的寡头佛罗伦斯是一名富商，他利用商业的网络来确保贵族对他在政治上的忠诚。同样的，新加坡寡头阶层也必须通过赏付丰厚的奖励给高级职位的持有者，从而得到他们的孝忠。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荷兰也实行类似做法，造成许多业已有成的商人家族都放弃了生意，以贿赂的手段获取封官赐爵，进而积累财富。
在新加坡，资金源头是来自大众的腰包。通过仔细研究钜富者的遗产税和税收政策法律变更，可以了解寡头阶层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如果对所有担任公职的人进行强制性的财产公开登记，包括法定机构和半政府机关所拥有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以及精英人际网中的成员及其家属，公众的强烈抗议将是令人无法去想象的。如果李光耀去世时公布他的净资产，我们将明白那少过1％者的生活情况和怎么去获取财富的。这也将有助于对新加坡政治的理解。在缺乏这样的记录时，我们必须从 Barr 的研究中发现的来进行演绎推算。
何晶的补偿
到目前为止，对该精英网络的公开批评仅仅限于政客和与政府有联系的机构首席执行官的高额薪酬。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是来自许通美教授，当时巴士司机每月区区赚3，000元，他批评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200万元的薪酬是个邪恶金字塔。淡马锡首席执行官何晶薪酬的秘密，应该是多年来网络上批评行动党最热门的话题。对精英人士高薪的批评反映了公众对权贵和普通民众之间钜大收入宏沟在道德上的反感。
高薪被合理的说成是为了抑制贪污和罗致人才的诱饵。尽管这种说法可能有一些根据，但它无休止的延伸下去也就不成立了。许通美教授一针见血的指出，以经营商业并非火箭科技来证驳斥不成比例高额薪酬的合理性。政府的种种籍口，包括何晶薪酬必需保密，无法说服民众高薪或保密的正当性。
何晶是 Barr 定义中的家臣人际网的核心。因此，她是寡头阶层和统治者的一员。当其他寡头阶层成员和权贵支持者的薪酬没有受到积极保护时，人们只能推测她不仅仅是天生的权贵，她是寡头阶层体系的最高级成员，尽管她掌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举行一场选举下得到的授权。
新加坡人对何晶的薪酬有多少而多年来的执着是件有趣的事。作为任何上市公司的一般股东，很少有人会去理会并询查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既便何晶真是淡马锡首席执行官的最佳人选，不幸的是，作为总理的妻子并不起着任何帮助。人民要知道何晶这一成本的固执，也许是人们对权贵激烈反对的开始，权贵的特权和丰厚的薪酬是对人民积蓄的一种经济剥夺。另一方面，总理顽固不肯揭开面纱以结束这一传奇，可能是害怕真相会破坏寡头阶层政体凝聚力的风险，特别是那些离核心较远的支持者。
谈责任制
责任制是民主的核心，但对寡头阶层却是一种干扰。这也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外围的下级权贵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更为贪婪且变得烦躁不安。我们可以感到安慰的是，至少这是对目前新加坡政治觉醒的一种测量。
Barr察觉到：“在政府高层中几乎没有责任制” 。“实际上，政府中的阶级结构层次越高，和李氏家族越接近，他或她所须负起的责任就越少。没有人试图设立或监督利益冲突，为了利益冲突而自行退出的例子是廖无可数。”
随着对寡头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奖励和特权的不安日益加深，寻求负责制的也增加了。除非政府向那些寻求信息自由者认输，否则这个难题是不会消失的。 POFMA只是行动党压制反对者的暂时权宜之策。
当前对“天生权贵”们不公平及慷慨薪酬的抱怨或喋喋不休并不足以凝聚成政治改革的动能。人们需要认识到这种不公平的政治本质，这种不公正并不是无可避免的，最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加以改变。换句话说，如1960年代的活跃分子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人们的意识。
寡头阶层们不希望目前的喋喋不休升华到愤怒的程度，就像一个世纪前知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及诺贝尔奖得主 Geroge Bernard Shaw 所感受到的那样： “我现在想给平民提供对抗知识分子的武器。我爱平民。我想武装他们来对抗律师，医生，牧师，文学家，教授，艺术家和政客，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是所有愚人，流氓和冒名者中最危险，最具灾难和最暴虐的人。我希望有一股民主力量，并强大到足以迫使知识分子寡头阶层利用其才干谋为大众谋福利，不然就蒸发掉。”
Bernard Shaw 因从事“理想主义与人文”工作，于1925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人按他的话去作，他必会很高兴。如果将“知识分子”改为“天然贵族李显龙”，我们检到了现成的革命许可证！
公众利益与权力裙带
为了解决像何晶、李显龙及在精英人际网内亲朋戚友所享有薪酬平等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基础上去了解他们与人民之间这种社会政治关系上的实际性质。
我的论点是，李光耀在思想上是寡头主义者，气质上也是如此。他属于现代寡头阶层，得到高薪的御林军似的一夥人的支持，并与他的核心共生且连接着。
人民与寡头阶层的权力关系就是一个无势没力的人民和一个最强大的独裁者之间的关系。人民的无势没力似乎是一成不变的，而寡头阶层却是无所不能的。
寡头阶层在精英制度的旗帜下着手进行人才的罗致。通过从谦卑的背景中选拔几位聪明的知识分子加入贵族行列，并以高官职位的奖杯作为奖赏。在不平等的土地上推销虚假的平等主义。现代寡头阶层是一头危险的政治变色龙。它甚至亵渎了国会民主制，对系统进行了改头换面以确保他们的永久的统治地位，同时为寡头阶层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其他地方的寡头阶层与新加坡的区别是这样的，俄罗斯寡头阶层的财富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他们利用政治职权和额外的经济手段，声称对自己拥有从地下抽取的石油，从而获得了钜大的财富。
新加坡是个蕞尔小岛。除了房地产外，再不可能从内部的物流中榨出些什么好处。1980年代的金融化导致国际资本主义的进入并促使新加坡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区域中心。随美国人的脚步，新加坡的政治寡头阶层充分意识到有鸿利可图。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在政治上的破坏程度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Simon Johnson 在2010年对美国发出了警告：“金融寡头阶层占据下的金融服务业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它已经通过政治和监管体系发挥了过度的影响，进而危害到代议制民主”。当美国人为自己的金融寡头阶层敲响警钟时，寡头阶层早已完成了接管这个岛国了。
寡头阶层以及它支持的贵族们，由于担任了有利可图的公职而获得丰厚的薪酬，足足让曾经一度是公务员或国会议员转变成资本阶级。
一名每月收入仅4,500元的新加坡25岁普通工人必须连续工作37年，一直到62岁退休后，才能比得上李显龙一年内所赚到的200万元。如果这还不算是很糟糕的话，即使只是以何晶每月不超过1亿元的收入来计算，那么这名工人必再活多30世后才能达到何晶所得。问题并不在于何晶所得的多寡或者是这一不平等的所得惊人到什么程度，而是寡头阶层制所代表的利益所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和如美国一样的对代议制民主的颠覆。
官僚资产阶级寡头阶层的无声政变
我的论点是，官僚资阶级的集合就是寡头阶层。他们的财富来自”合法”榨取国库。他们对政府所有的控制杆和公共政策的操控，法律和司法机构赋予他们保障和扩张资本的权力。这类资本阶级所拥有的特权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利益是取决于这种特权的保护伞之下。
当我们将上文引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警告挪用到新加坡的背景时，我们不难理解行动党不可能同意透明见光。他们不同意强制政客，高级公务员，司法机构和所有法定机构，附属商业公司等政府任命的人员所享有的利益，资产，特权，实物或服务的报酬进行申报。有那一个寡头阶层会立法来为自己挖掘坟墓呢？
前挪威对冲基金经理，百万富翁 Nicolai Tangen 的个人市值是5亿美元，他现在是一名公务员，管理着值1万亿美元的挪威财富基金，他与何晶不同在那里？除了是管理何晶旗下的3,000亿元资金的四倍之外，他的672,000美元的薪金仅仅是补偿何晶的牺牲的1％左右，他是为白手起家的资本家，而不是官僚资本阶级，因为他不是对挪威政体系统施号令和控制权的寡头阶层的一员。尽管他的672,000美元薪金对挪威公务员来说是高昂的，却没有像他的新加坡同行那样享有天文数字的补偿。除此之外，淡马锡在2020年4月宣布何晶只收到“补偿”。这和Nicolai Tangen的“补偿”有天渊之别。“补偿”是新加坡对于新酬的婉转的说法，绕圈子说何晶作了“牺牲”来做批评的挡箭牌，淡马锡利用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十七世纪时告诉美国红印第安人的逻辑，大英帝国没有从他们的土地偷走了什么，而是为了增加土地价值才夺走土地。
反对党尚未对这无声政变提出疑问，除了盲点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他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去经营本应属地方市政成员职责的房地产。把国会议员立法的职责转移变成经营房地产，寡头阶层蓄意分散了他们审查重大问题的注意力。
评论界或反对党尚未公开探讨无声政变这一课题。在我的情形下，这一直是一个盲点，因为我的注意力几乎只集中在社会操控和经济鸿沟的论述上，而没有认真尝试去检讨新加坡的政治体系。新加坡人绝望于别无其他选择也是盲点的结果。
人民与寡头阶层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
我是对1950年到1960年中期调查才着手写这篇文章的。因为相互角逐的想法的出现和人们的热烈的参与，这是个有希望的时期。
自60年代以来，沉默的群众再也不只是局限于讲华文的左翼。独立后这现象已经蔓延开到所有的人。出于特权资本阶级的利益所需，寡头阶层系统性的地颠覆了民主制度。
沉默的群众不只是讲华语者，而是延伸至新加坡全部的人口。
我们从资本、商品、服务和人员流通所带动的商机的管理能力创造了新加坡的财富。我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寡头阶层摒弃了民主。虽让没有了民主，成功是人民的纪律性、勤劳和创意而获得伟大的成果。
寡头阶层统治的替代方案是回归民主，这是一小撮只利己的官僚资本阶级掌控下制度的政治替代方案。
恢复民主制度，立法者是国会议员，而不是房地产经理，这将确保高级公务员和部长回去公仆的位置，领取薪酬而不是为所做的牺牲的补偿。
更重要的是，恢复民主将使人民重掌国家的命运。 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之所以能够提供些少许的社会正义，主要原因是在中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从平衡资本阶级和其他的劳动大众利益关系出发，不同政党间随时间轮流执政，或者是从左翼代替右翼等等的方式来管理资本主义制度。
新加坡未来的斗争是与寡头阶层的抗争。这样我们便能够实现国家誓言中的建立一个民主，平等和公正的新加坡，并停止对为了重新塑造新加坡而奋斗者的迫害。
再也没有比这谦卑的要求更具革命性了。
陈华彪
2021年2月4日
万章翻译
